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导大队任下级军官，一个德式装备的精锐部队。参加淞沪会战，虽损失惨重仍不放弃。回到南京后招兵买马决心死守，城市已遭到日军飞机不间断的轰炸，满目苍夷。腰板很直，军装合体，发型总是修理的恰到好处，棕色的皮肤，脸颊上骨骼分明。满怀誓死保卫南京的决心，鄙视那些个汉奸和贪生怕死的人。当知道政府放弃南京溃逃时突然失去的方向方向，变得很茫然不知所措。
　　不愿意过江两边都是丢弃的武器，被逃亡的人流拥挤的帽子不知什么时候掉了，头发也有些的凌乱，脸上也蹭了一些的灰。眼看着罗营长倒下来，脸上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流了一脸。
　　历经了无数手无寸铁的市民被残酷的杀戮，心在绝望。还是那身军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皱皱巴巴的，头上脸上都是血渍不知哪是自己的哪是别人的，跪在日军营地时，死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了。

　　早年留过洋，通晓英语和日语，在拉贝的家里做管家看起来很是斯文，头发有些的稀疏了却梳理的一丝不乱，嘴唇抿的很紧。有一些稀松的小胡子戴着一付略小一点的眼镜，镜片看起来有些厚。脸颊消瘦肤色有些的暗黄。做点小生意也还是旧式打扮穿长衫戴礼帽，家境并不殷实，有钱人多携家眷内迁时他只能留了下来，期望南京城能守住。沦陷后带着全家跟拉贝进入安全区里。
　　亲眼目睹了日军进城后奸淫烧杀的暴行，自己一介平民却无力保护妻女，颓唐委顿看起来愈发瘦弱了许多，稀疏的头发没有那么的整齐了，有一缕耷拉在脑门上。长衫皱皱巴巴的。
　　看到心爱的女儿被日本人抛出，不顾一切的嘶喊到无声，摔肿的眉眼血肉模糊，脖子好像快要断了一样，衣服也被血染红了看不出原来的颜色。
　　拒绝了跟着拉贝一起离开，头部裹满了纱布沾满了灰尘，不断的往外殷血伤口处的纱布看起来是深褐色有些的硬了，半边脸上被摔的有些青紫上面还有点擦伤的血痕。眼镜被磕坏了镜片，眼看家人凶多吉少，唐先生万念俱灰，最后撕掉证件也做了赴死决心。

拍《南京》反思人性变异

记：你在电影中强调了72年前中国人的反抗，这是之前的“南京”题材电影中没有的。这样的表达会不会担忧引发一种新的“民族主义情绪”？
陆：我觉得不会。电影里有两条线，一是中国人这条线，把原来历史中的中国抵抗表现出来。你们生活在南京，应该知道其实南京并不是投降之城，当时的抵抗是很顽强的。但这一切都没有在电影里展现过。

记：这也是您当时拒绝“拉贝”的原因吗？
陆：算是吧。我感到不平的是，“南京大屠杀”变成了一个救人的好人好事，而“中国人”在其中是失语的，这是一个对中国人不负责任的态度。还有一条线，是冷静客观地展现了日本人这条线。应该说，我们不是用民族主义的方式来展现，而是用更高的、更普适的价值观来重新反思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

记：你是否觉得，南京大屠杀和圆明园兽首一样，都是民族伤痛的象征。
陆：是这样。我个人觉得圆明园兽首应该有更好的处理办法，应该用国际的普适价值观来处理。那种拍卖、流拍并不是合理的方式。而《南京！南京！》就试图用这种更高的普适价值来重审那段伤痛。

必须使用黑白胶片

记：使用黑白胶片基于何种考虑？
陆：黑白胶片几乎整个剧组没有争论，是共同的选择。大家都觉得这是唯一必须使用的，它既有影像上强烈的仪式感，也非常单纯，会让观众专注于影像的内容。而另一个功能就是，它让暴力显得不是那么血腥。

记：这一类型电影音乐很难做，大概是什么样的风格。
陆：我用的是一个国内新的音乐人刘彤，他做得非常好，有强烈的民族感，又有很国际的风格，以前做过《印象刘三姐》。他的音乐有激情有张力，很喜欢。

中国女性最伟大最可爱

记：你曾说这部电影都来自真实，但那个日本人击鼓祭祀的场面并不是。
陆：那个不是，那是一种象征。

记：电影里出现了4个中国女性，也是一种象征吗？
陆：是的，我觉得那些女性，尤其是留在南京城中的女性是伟大的，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包括妓女、老师、小女孩等等，她们真的是非常可爱。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女性最可爱，我放了4个女性在电影里，我让大家看到女性的抵抗，她们拼死保护男性，保护同胞。

记：高圆圆这个角色尤其出彩。
陆：她是我特意设置来向张纯如和魏特琳女士致敬的。

　　导演陆川表示：“对这个德国老人我很尊敬，但我反感把他说成中国人民的救世主，这是对中国公众记忆的一种侵占。”“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南京！》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
　　对此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汤道銮教授 回应：南京沦陷的时候，连南京市长马赵俊也离开了南京，拉贝倡议使馆区的国际人士不要轻易离开，要承担起拯救的责任来。他建议效仿上海安全区的模式建立南京的难民区，通过和平手段确保难民们不被屠杀，他还联合20多位外籍人士组成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虽然他个人的力量最终是有限的，但是他挽救了二十多万中国平民是事实。拉贝的作用是不可取代、不容抹杀的。

　　看过本片的幸存者纷纷表示，像角川这样有良心的日本军人，也许存在，但他们都没有遇到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负责人也说，翻阅了这么多年的资料，未发现南京事件中有过角川类的日军。而东史郎等在二战后认真反思历史的侵华老兵则说到，他们是在战后才想到了反思，二战时期他们几乎丧失了理性。
　　对于为什么要着重刻画日本军人，陆川提出了值得深思的观点：一开始我为这部影片搜集资料时，先看的是中国人写的，全都是惨状和哭诉，除了愤怒没有其他。之前涉及这段历史的中国电影也是把日本人拍成了跳梁小丑。可是，这不是对自己民族的侮辱吗？你败在了这些小丑的手中？仅仅再哭诉一次这段历史，对今天有什么意义？
　　我们都知道，70年前的日本有多强盛。一个日本步兵，一年就能有1800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很多日本士兵对自己参加的战役还画有战略图，而我们的军队百分之九十九是文盲。我希望跳出民族仇恨，冷静地正视这段历史，正视我们曾经输给了什么样的对手。
　　在这场战争里，中国和日本就好比一张纸的两面。如果你觉得一个日本人的视角有点奇怪，只是因为在过去的此类电影中，这样的视角都是缺失的。可是如果要说“反思”，从日本人的视角来反思比从中国人的视角更为震撼。

细节意味着历史的穿透力
　　为了保证真实性，拍摄现场所有的道具都是根据当时的文物仿制的，甚至就连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救助过中国人的德国人约翰·拉贝撕碎的一张报纸，也是按照1937年12月13日的一张德文报纸复制下来的。这一切，得益于国内最大的民间博物馆创建人樊建川。
　　 他向剧组送来一批抗日战争文物，包括军服、军刀、手摇式警报器、望远镜，甚至当年士兵携带的餐具。他告诉陆川：“拍细节的时候，你就用这些真家伙拍。”他还将一些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老兵带到了剧组。这些老兵不仅带来了珍贵的历史文物，还给剧组详细讲解了当年的日军战斗队形，甚至手把手地教演员打绑腿、穿军服。对于他们来说，这或许是一种忏悔的方式；而对于影片来说，细节意味着历史的穿透力，“也许这些细节在银幕上只是一闪而过，但只要它们在那里，就会给电影加分。”陆川说。
　　 “所有的出场人物和细节，都一定有史实相对应。”陆川说。如电影中日本兵规定一个妇女只可带走一个男人，为了多救人，姜淑云冒着生命危险来回穿梭，最终被打死的情节，就能从南京一个老师的日记里找到原型。他在日记中记下：有中国妇女，换了6件衣服，带走了6个人。
　　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的背后，是对史实的考究和尊重。陆川的房间里，几乎每个角落都堆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资料、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参与了前期策划的一位剧组成员说，当初那个薄薄的剧情梗概，她读了几个小时，其间不时走到户外：“太沉重了，就是想出来透口气。”

　　战争史诗片《南京！南京！》是陆川和他的创作团队耗时1年半的考古历程的结果。从部分美术设计草图和分镜头手稿来看，那个70多年前梦魇般的城市，渐渐模糊的面容，就是这样被逐渐廓清洗净，呈现。陆川说：我们要还原的，不仅仅是城池，还有它存在的意义。
　　剧组在长春斥资3000多万，复原了这座800亩的废墟城池。设计图纸上，清晰的标明了曾经南京城应有的结构，大小比例、房屋的位置等，将重要场景的位置确定并一一还原。陆川跟主创们说：“追求真实，但不是复制照片，要从历史照片中寻找到可以触碰到、嗅到、体会到的属于那个时空的气质、感觉，在我看来，那是冰冷的、充满了浓烟的，没有火光和鲜血战场。”资金限制，剧组没能复原一个更大的南京，也没能如早期绘制的效果图那般，拍摄一幅南京城的俯瞰画面，这成为剧组人员和观众们的最大遗憾。

　　拉贝日记》在尘封了60年后终于面世。
　　拉贝，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表，在中国工作了30年。在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前后的日子里，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他以其独特的身份、西方人的视角，在呼啸的枪炮声中、在尸骨遍地的金陵古城，用充满激情而又冷峻的笔触逐日记载了这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日记所展示的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以及拉贝先生感人的人道主义精神，都将使今天的中国读者更深刻地认识过去、更深刻地思考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