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年1月1日生）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他在1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军事学校。1936年塞林格从军事学校毕业，1937年又被做火腿进口生意的父亲送到波兰学做火腿。塞林格在纽约的时候就开始向杂志投稿，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赚钱，但也不乏一些好文章，其中包括了《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
　　二战中断了塞林格的写作。1942年塞林格从军，1944年他前往欧洲战场从事反间谍工作。战争令塞林格恐惧，他之后写了多本以战争为题材的书。
　　1946年塞林格退伍，回到纽约开始专心创作。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塞林格一举成名。他之后的作品包括了《弗兰尼与卓埃》（1961年）、《木匠们，把屋梁升高》和《西摩小传》（1963年）和收录了他的短篇故事的《九故事》（1953年）。塞林格擅长塑造早熟、出众的青少年的形象。
　　《麦田里的守望者》获得成功之后，塞林格变得更孤僻。他在新罕布什尔州乡间的河边小山附近买下了90多英亩的土地，在山顶上建了一座小屋，过起了隐居的生活。他虽然从未放弃写作，但他在1951年之后，就很少公开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也越来越倾向于东方哲学和禅宗。
　　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结集出版的只有短篇小说集《九故事》，其中的主角都是一些不合时宜的男女青年。塞林格是西方文坛一怪，成名后就过着隐居的生活，使许多“塞林格迷”欲罢不能。

　　借孩子的叛逆性来颠覆成人世界，可以说是塞林格那些故事的灵魂，为此他经常采用一种约略对称的叙述模式，在庸碌的凡俗生活中相映成趣地嵌入另一个世界。在《笑面人》中，一边是酋长、赫德森小姐和棒球队的孩子们，一边是关于“笑面人”的段子。在《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中，小女孩的幻想是一个充满童心的爱巢，而她母亲及其女友的人生则是混合着污秽和凄苦的回忆。在《为埃斯米而作》中，X军士与少女埃斯米的短暂交往有着梦幻般的心醉神迷的感觉，转过来是另一对男女用感情夸张的书信往来构筑的虚假世界。Z军士写给女友的所有信件皆由X军士捉刀或是润色，这本身隐含着一种颠覆性话语，而信中提到打死一只野猫的事情更像是一番闹剧，他那位研读心理学的女友竟作为一个战地心理个案召来教授和全班学生进行讨论，这类小题大做的“狗屁”事情正是塞林格所要揭示的成人世界精神腐败的真实案例。《为埃斯米而作》可以说是《九故事》里写得最好的一篇，尤其是涉及X军士和埃斯米的情感关系的描述，每一句话都透着古典作品的沉郁风范，每一个细节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小说结尾处，收到少女寄来那只硕大的军用手表，他看着邮途中震碎的表壳玻璃，已经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份爱与凄苦的含义了，因为有过太多的污秽。

　　塞林格在这九个短篇故事中依然保持着《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笔锋，运用大量的人物对话、细节描写讲述一个乏味的现实场景。比如，九个故事中最厌世的《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故事一开篇就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串对话，一个和男友西蒙离家出走的姑娘同母亲通电话，电话内容拉拉杂杂，无聊沉闷，然而西蒙的形象却从他们口中清晰起来，他在女友、母亲眼中有精神病，他读诗，他叫女友为“1948年精神流浪小姐”。
　　塞林格喜欢通过对话再现枯燥乏味的生活。描写时，通常笔调极为平静，平静中却透出冷漠和残酷。他并不喜欢写人内心的波动，不谈复杂的心理变化，只用对话，用事实，用人们眼中看到的现实描述。比如让他去描述一个快要破裂的玻璃杯，他几乎用全部的精力去讲述玻璃杯存在的环境，天热、嘈杂、人们的对话等等，最后用一句话结尾：“它突然爆炸，四分五裂”。
　　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塞林格就是这样描写。他写了姑娘的电话，写了西蒙在海边和一个孩子的对话，写到香蕉鱼———一种钻到洞里吃饱了就出不来的鱼。然后就结尾“他在五楼走出电梯……他朝一张单人床上睡着的姑娘瞥了一眼……他抽出一把7.56口径的奥特基思自动手枪……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玻璃瓶突然爆炸，所有人都吓着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再看一遍，再回到破碎的现实中，人们开始隐约察觉某种气氛，这是玻璃瓶为什么爆炸的原因，也是塞林格小说中一直存在的气息：对乏味现实的厌倦，与外部世界的不协调。

　　不协调也是《麦田里的守望者》所体现的气质，而在《九故事》中，塞林格写的不再是青春期的少年，他开始写儿童。他妄图通过孩子的眼睛映射成人世界，用儿童的内心世界来体现自己的苦恼。因此，《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下到小船里》、《为埃斯米而作》、《特迪》都有一个几岁的小孩子，他们固执、单纯、守着一个自己的幻想小世界、易受伤、又格外早慧。塞林格曾说“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儿童”，这些儿童比大人更聪慧，更透彻，但同时更寂寞，因为“父母无法用我们的本来面目来爱我们”（特迪）。他们年龄很小，却非常忧郁，用自闭和空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庸俗、怪诞、充满功利主义的世界的疏远，常常暗示自己将从这个世界退出，或者在适当的时候结束生命。
　　但他们是塞林格的希望，塞林格希望冲破污垢的生活，成为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在《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垢凄苦》中，塞林格明显流露出这种渴望。一个兵营里的大兵，遇到了小姑娘埃斯米，埃斯米既严肃又天真、爱幻想又善良，大兵答应给埃斯米写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就是讲述了一直失眠的大兵在兵营里收到埃斯米的一封信，并寄了一块父亲的手表。塞林格在结尾处这样写道：“过了很久， X才终于把信纸放下……他不知道手表别处有没有损坏，他已经没有勇气去拧紧发条作一番检查了。……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他忽然发现自己有了睡意。”“只要一个人有了真正的睡意，埃斯米啊，那么他总又希望能够重新成为一个———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

　　《捉香蕉鱼最合适的日子》详尽叙述了西蒙在自杀这一天的经历。小说采用了第三人称，西蒙和莫丽和正在旅馆度假，小说从她和母亲的电话开始。母亲不断紧张的询问西蒙的精神状况，莫丽则一边涂指甲油一边漫不经心的回答。继而，小说转换场景，年轻人（西蒙）在海滩上与小女孩西比尔游戏，西比尔开玩笑说看到了一只“香蕉鱼”，年轻人突然就此离开，回到旅馆，开枪自杀。
　　西蒙的自杀，看似突兀，其实必然。两篇小说在细节中不断暗示了这一点。西蒙小时侯智力超常，长期是广播节目“是个聪明孩子”的主持人，刚满十五岁就被录取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年级学生，参军前也一直是大学的英语教授，过着成功而稳定生活，另人羡慕。然而他对这种循规蹈矩的幸福生活感到强烈的厌恶。在众人看来，他对现实的种种反抗就是“发神经”和“学不会与正常人相处”。
　　西蒙的死是因为“幸福”，那些常人看来的世俗幸福生活，在他眼里变成了圈套，他在日记中写道：“人们阴谋使我幸福”，他对别人说他“厌恶幸福”。
　　这种世俗的幸福也包括他与莫丽的爱情。他爱莫丽，但同时又觉得这种爱无法解释。在日记中他写道：“莫丽爱小猫，也希望我喜欢。我不俯就地喜欢她之所爱，她就对我疏远。”“她坐着，搅动着杯中的饮料，感到跟我有距离。她不甚清楚对我的爱的来龙去脉，也不清楚为何这种爱时隐时现，并为此担忧。”
　　莫丽和西蒙即使相爱也同样有一种强烈的疏离感，西蒙想以爱慰藉心灵，却在爱中再次孤独。相爱的人也无法相通，爱与孤独成了二律背反。
　　西蒙对莫丽同时有强烈的陌生感。他相当害怕“由于错误，和陌生的人一起吃晚饭；由于错误，睡在陌生的床上，早晨起来，与陌生人吻别，自己骇异为他们是你的家人。”他在日记中记下：“莫丽爱我，但她从来没有真正地与我如胶似漆、跟我熟悉无隙、跟我毫无意思”。
　　但即使这样，莫丽依然对结婚抱着相当大的希望。“她永远有一种过家家的冲动。她的婚姻目的如此荒唐却又十分动人。她要晒得黑黝黝的，住在某家豪华的饭店里，不是地去服务台，问问服务员她丈夫是否已经取走了邮件。她要逛商店买窗帘。她要逛商店买孕妇的衣服。……她孩子、漂亮的孩子，长着她的身材，而不是我的。”婚姻早已不是爱的结果，而是成为一种目的，一种甚为严肃而盛大的形式。通过婚姻人们才正式走如俗世，走入正常人的幸福生活。
　　西蒙对这样正常人的生活感到怀疑，他一整天读维伯塔的随笔札记，“婚姻伴侣之间应该互相时候。把孩子培养成诚实、可爱、独立的孩子。孩子是家庭中的客人，要爱护和尊敬——决不占有，多么有道理，困难得多么美丽，于是又多么真实。”在正常人眼中，这就是和谐幸福的生活，但这真的就是“爱”，就是生活的本质吗？
　　对幸福的恐惧使西蒙从婚礼上逃跑了，在众人眼中，他是需要心理分析的疯子，大家都在急切的希望他通过婚姻走入正常生活。莫丽的妈妈问他复员后准备干什么，而在她心里早已为西蒙做好去继续教书或者回到电台的打算了，西蒙于是相当厌恶的说“我愿意做一只死猫”。他宁可做个别人眼里的废物，也不愿意再次踏入刻板的生活。
　　西蒙逃走了。但在《捉香蕉鱼最合适的日子》中他又回来了，他与莫丽一起在海滩度假。幸福的圈套是他到哪里也无法摆脱的。
　　在海边，他遇到了小女孩西比尔。他多么羡慕这个天真的孩子，甚至抓过她的脚踝吻了一下。他对她讲香蕉鱼的故事。
　　“啊，它们游进一个放着许多许多香蕉的洞里。游进去的时候，它们是摸样普通的鱼。一旦游进洞里，他们像猪一样，拼命吃香蕉。啊呀，我知道有几条香蕉鱼游进洞里，吃了七十八根香蕉”“自然，它们吃得非常胖以后，就再也不能游出洞了。洞口太小了，游不出去。”
　　西比尔问他以后怎样，他说，他们死了。
　　在西蒙的故事里，香蕉象征着世俗的幸福，在那里没有诗歌，没有梦想，只有无尽的“幸福”。当人们进入这个世俗的世界，就开始不顾一切的修建和保卫自己的“幸福”，就像香蕉鱼一样，拼命吃胖，再也无法从世俗世界中走出来。
　　小女孩天真的说看到了一条“香蕉鱼”，像禅语一般点醒了西蒙，他现在也是一条“香蕉鱼”，正在吞吃幸福。当他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后，只有选择死亡来跳出幸福的怪圈。就这样，西蒙走向了死亡，他不甘心做一条“香蕉鱼”，又感到已实在无力游出这个洞口，于是只有死自杀。死亡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救赎。
　　也许，在现实面前，每个人都有西蒙一样的精神困顿。但更多人依然像香蕉鱼一样，还在拼命吞吃着香蕉，然后在吃胖后死掉，因为这是一种病——“香蕉热”。这也就是幸福。
　　人们阴谋使我幸福。

　　《九故事》中除了平白直述的现实和不断对应的儿童世界，还有一点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在结尾处不断出现的神秘现象。显然，塞林格从对现实生活的厌倦失望、对儿童世界的回归之外，渐渐落入对生命的思考、来世前生的探索，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德.杜米埃.史密斯德的蓝色时期》就带上了一点宗教色彩。而到了《特迪》，这一点分外明显。特迪显然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他成为了塞林格对儿童崇拜的幻想产物。特迪能够遇见神，知道自己的来世前生，完全进入精神世界。因此，他的口气中明显对现实带有不屑，“你知道亚当在伊甸园吃的那只苹果吧，你知道那只苹果是什么吗？逻辑。逻辑智慧那类的东西”“你必须要作的就是把它呕吐出来，如果你想看清楚事情的本来面目的话”。
　　特迪的话正是塞林格内心思考的问题。这种对世间无常的思考导致他的作品出现了一种极端的美———现实的庸俗对应着神性。文字极为写实，而事情发展却很荒谬。塞林格精心描述着一个常态生活，突然打碎它，在人们的惊诧中快意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