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纪念钱锺书先生辞世十周年。

　　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奇异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杨绛

    《听杨绛谈往事》实际上相当于一本杨绛先生的自述。书中记录了自杨先生出生至九十八岁的经历，在大量杨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基础上，加入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及搜集的材料，史料翔实且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叙述清晰生动，与杨先生的语言风格非常近似。书稿完成后，杨先生题签并作序。“序”中明确说明：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书中并插有珍贵的照片，其中有从未发表过的钱、杨一家不同时期的图片。
    《听杨绛谈往事》不是对一个家庭私生活的津津乐道，而是对中国读书人深邃厚重的人情及正直清朗的操持的推崇和对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生存空间的关注。

    吴学昭，今年79岁，生于北京，长于上海，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曾任《中国儿童》主编；《中国少年报》副秘书长，负责编辑事物；新华社、人民日报驻外记者；人民日报国际评论员；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学者、教育家吴宓先生的女儿。

    《听杨绛谈往事》
    1.北京女孩
　　杨绛先生平时说普通话带点南方口音，可每当忆及往日北京旧事如说邻里间的和气有礼，见面总招呼“您早，吃了吗？”“您慢走，回头见。”……竟是一派京腔。一次谈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静斋生，那时女生宿舍有会客室，男同学来访，通常由宿舍的女佣高声通报，得到通知的女生就到会客室会客。“×××小姐有人找！”杨先生为我们摹仿宿舍女佣的呼叫，京味十足呢。
　　杨先生似乎对来自贝满女中的清华小女生印象颇深，她们特孩子气，日常言谈中频繁出现的不外这五句话：“哎，好玩儿”；“好看；“给我”；“讨厌”；“打你”。那发音吐字之纯正，语调神态之娇憨，脱儿一个北京女孩！我正惊讶杨先生善于捕捉人的特点，蓦然想起她本来就曾是个北京女孩。
　　1911年7月17日（辛亥年阴历六月二十二日），杨先生在北京出生。父亲杨荫杭（字补塘，笔名老圃）当时在北京一所政法学校教书，并应为宣统“辅政”的肃亲王善耆之请，晚上到王府讲授法律课。按说杨先生出生时，上面已有寿康、同康、闰康三个姐姐，不会受到太多重视，没想到父亲老圃先生竟对这第四个女儿从小特别钟爱，宝贝得不知怎么宝贝才好。也许因为这是他逃亡海外留学美国归来后所生的第一个孩子，也许因为婴儿初生就透着一股灵性，招人喜欢。老圃先生为女儿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据说阿季生性爱笑，出生时哭完以后，眼睛滴溜溜四处看。尽管家里因时局动荡、各地骚乱而极度不安和苦恼，她笑得非常开心。她出生那年，家里买了一只制冰淇淋的桶，因为老圃先生爱吃冰淇淋，经常家里自制。阿季出生那天，恰巧家中做了一桶冰淇淋。二姑妈荫扮给她尝点冰淇淋，小嘴都冻紫了，吧嗒吧嗒地舔，品味呢！
　　阿季的三个姐姐，都生耷无锡，接生的稳婆（亦称“老娘”）每次接生，只需一百铜钱，即十个铜板，合一角大洋。阿季生在北京，而北京的“老娘”以力大粗暴著称，南方太太受不了。所以阿季是日本产科医生接生的，接生费是十五两银子。姐妹间说笑着跟阿季算账，说他们姊妹兄弟的全部接生费，加在一起，也不及十五两银子的一个零头（因一两银子比一枚银元贵）。
　　爸爸曾对阿季说：“阿季，你一生出来就被人讨厌。”当时，她家和她的景苏叔公（即胡适《四十自述》中的杨志洵老师）比邻。他们家的女佣过来问：“生了？小子还是姑娘？”答：“姑娘。”那女佣说：“讨厌死了！”老圃先生听见了，赌气给她一元银币“报喜钱”。阿季事后听爸爸说了，很不服气。爸爸说那女佣“欢天喜地，出乎意外的称心满意，哪还讨厌呢？”
　　虽说家有四女，大女二女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女依祖母和大伯母留在无锡老家，所以阿季一时成为家里的“独养女儿”，欢乐的中心。
　　妈妈告诉阿季，她出生后，有时哭闹，爸爸就抱着她来回踱步，口中噢依哈噢依咳地哼唱日本催眠曲，这是各姐妹弟弟中阿季唯独享有的“殊荣”。
　　阿季姊妹身材高低呈元宝形：大姐和八妹长得较高，三姐和七妹其次，阿季居中，最矮（二姐早天，所以不算在内了）。据二姑妈荫卡分说，阿季初生的时候，抱她要两手凑近了托住，分得太远就掉下去了。阿季长大后身材短小，爱猫的老圃先生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
　　只是阿季当“独女”的时间不长：辛亥革命前夕，老圃先生辞职回南照顾祖母等，随即偕妻携阿季到上海避难，与大姐、二姐会合。再后来，大弟宝昌、小弟保傲、七妹杨黍、八妹杨必相继出生，阿季上有三个姐姐，下有两弟两妹，复为众多姐弟中的老四。
　　阿季在家从不争宠，但她天资聪慧，善解人意，与父母特亲，对父母有声的教诲，无言的榜样，感悟深、吸收快，点滴人心。
　　阿季的父亲有点与众不同，这固然源于他率真豁达的天性，更与他的学养有关。他为人处世刚正磊落；对家人平等，尊重；他不重男轻女，男孩女孩一概平等。他从不打骂孩子，也不宠他们。他认为，孩子不能宠，不能每个要求每件事都take for granted，他（从孩子的角度说）“视为应得”；只要宠，将来孩子一定自私。
　　阿季说父亲“凝重有威”，孩子们都怕他；不过怕归怕，却和父亲很亲近。大家知道，他心底里是喜欢孩子的。钱锺书先生初次见到老圃先生，也有点怕，后来他对阿季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父亲用无锡话称孩子们“老小”。当老小们放肆淘气影响他工作时，他不动手也不训斥，只是请母亲把老小引到别处去调教。
　　父亲喜欢饭后孩子们围绕着吃点甜食，常要母亲买点好吃的东西“放放焰口”。“放焰口”这个从孟兰盆会借来的辞儿，在杨家意思就是爸爸请客，被孩子们用来要求爸爸，吃的，用的，玩的，都行。“放焰口”的时候，老小欢喜，爸爸高兴，天伦之乐无穷。所以，许多年过去，老小们已长大成人，甚至有了自己的老小，还要求爸爸“放焰口”，吃什么已不重要，大家看重的是那种亲情交融的温馨。
　　阿季手巧，父亲饭后吃水果，她管剥皮；吃风干栗子、山核桃等，她善脱壳去衣。总之，果品不论干鲜，一经她手，准保收拾得千干净净。
　　老小们懂事，往往中午饭后“放完焰口”，大家自动散去，好让父亲午休。父亲有一次却叫住阿季，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阿季从此就乖乖地陪在一旁看书，行步做事，蹑手蹑脚，没有一点声响。冬天家里只父亲屋里生个火炉，孩子们都用煨炭的手炉、脚炉取暖。火炉需不时加煤，阿季动作轻巧，姐姐和弟弟妹妹全佩服她加煤能不出声。
　　父亲对母亲尊重爱护，母亲对父亲的特立独行全都理解，全都支持，这种平等相待的夫妻关系，在夫权为主的旧社会是少有的，也是旧式夫妇间不多见的。
　　阿季的母亲唐须嫈，也是无锡人。据杨先生说，妈妈这个古里古董的名字，肯定是爸爸给改的。因为在北京任京师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时，每年元旦，爸爸需穿西式礼服，戴大礼帽，到怀仁堂贺节；晚上改穿夜礼服，携夫人同往。夫人需要有名片。杨先生外家是生意人家，妈妈小名细宝，不知大名叫什么。爸爸改得古雅些，嫈字是古字。杨先生还记起一个笑话。每年元旦前夜，妈妈说，“大礼帽得拿出来”，她大弟必大哭一场，说“大狸猫不要拿出来”。
　　阿季母亲与老圃同年，二十岁结婚时，老圃还是学生。母亲读书识字（因唐家是富商，家里延聘女先生教女儿们读书认字），通情达理。曾在上海务本女校随班听课，爱看小说，新旧都读。结婚两年，父亲由上海南洋公学官费派送日本留学，抵达日本不久，得知妻子临产，特向官方请准事假回国探视，刚好在长女寿康出生前夕赶到家里。虽然来去匆匆，在家逗留不过一周；母亲心上快慰，为老圃的情意深受感动，视为生平得意之事。
　　父亲留日归国后因鼓吹革命，遭到清廷通缉，母亲为父亲特制一条假辫，钉在瓜皮帽上。有一晚自外归来将抵家门，觉背后有人拉住假辫掩两下。父亲知道已有人盯梢，急忙逃亡。他由阿季外祖父帮助筹款，潜逃至日本母校早稻田大学，考入大学研究科，专研法律。次年7月，通过论文，获早稻田大学法学士。即到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
　　父亲一去四年多，母亲在无锡老家与婆婆和妯娌及侄儿女一同生活，抚养三个女儿。1910年父亲回国先在北京工作，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当律师，旋被先后任命为江苏、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他因杭州恶霸杀人案，坚持司法独立，同浙江督军、省长意见不合，被调任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回国以来，不论南下北上，母亲总归携儿带女同行，与父亲相伴，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以致孩子们都深信母亲能干，无所不能！
　　阿季从记事起，从小到大，没有听父母吵过一次架。她回忆说：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她的父母却好像老朋友，无话不谈。他们谈的话真多：有过去的，当前的；自家的，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共同分析父亲办理的一些案件，也不时议论一些伦理道德问题。他们认为损人利己不好，于己无益而损人更坏。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反思，有时总结经验。
　　阿季形容父亲和母亲：“两人一生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Jean de la Bruyere）《人性与世态》（Les Caracteres）。”可惜阿季当时年幼无知，对父母那时断时续的谈话，听了也不甚经心，如今的领会，乃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所得。我曾问杨绛先生，她父亲和母亲那种畅开心扉、互通衷曲、相知默契的关系，对她们姊妹的影响。杨先生答：“我们姐妹中，三个结了婚的，个个都算得贤妻；我们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亲对父亲那么和顺，那么体贴周到。”我想，这也许是杨先生过于自谦，否则“我们仨”那种不寻常的遇合，相互关系怎会处得如此自然和谐，而钱杨式的“人性与世态”又演绎得如此精彩！
　　阿季四岁那年随父母重返北京，开始她“北京女孩”的生活。这次北上，大姐二姐没有同来，仍留在上海启明女校住读。三姐依祖母和大伯母住无锡。后来父亲调任浙江省高等审判厅长，迁居杭州。母亲生小弟弟时，大伯母到杭外州照顾母亲坐月子，携着三姐同到杭外州。那时阿季三岁，是家里的宠儿，很浑，第一次见到三姐，命她“叫声季康官嘛”。三姐说“我为啥叫你？”那时，大姐、二姐也从启明回来全家团聚。阿季最喜欢二姐，唯有她能哄得阿季乖。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姊妹中最聪明的二姐同康，自此次一别后再也没能与父母弟妹团聚。她因患副伤寒于1917年死于上海，还不到十五岁，这是父母一生中的大伤心事。赶去探望的母亲随即带了大姐同回北京，大姐就在北京圣心学校上学，但她不久又回上海启明住读了。
　　阿季一家初抵北京，住东城。房东是满族，阿季因此得见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在鞋根而在鞋底正中，木制，圆形，用整块木头刻成，所以不易折断，穿上能稳步健行。老圃先生曾问阿季要不要穿高底鞋。阿季认真思索了一下，很认真地说：“要！”
　　阿季进了贝满幼儿院上幼儿班。后来全家迁居西城东斜街25号，阿季就随三姐闰康到西单牌楼第一蒙养院上学，阿季上学前班。
　　阿季六岁，在第一蒙养院学前班毕业，改入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仍与三姐同校，每天乘黄包车往返。父亲上班乘马车，三叔上班坐包车。三叔病重回无锡老家，包车归阿季家所有，车夫也由她家专用，她们就改乘包车。
　　她们中午在学校包饭。那时在女高师任“学监”的三姑母荫榆，有次在小学生进餐时陪来宾到饭厅参观，整个饭厅顿时肃然，大家专心吃饭。阿季背门而坐，碗前掉了好多饭粒。三姑母过来附耳说了一句，阿季赶紧把饭粒捡到嘴里吃了。旁的小学生看样也赶快把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捡来吃了。三姑母向老圃先生形容这一群背后看去和阿季相像的女孩，“一个白脖子，两根牛角辫”，一个个忙不迭捡饭粒往嘴里送，有趣极了。三姑母说时笑出了她的细酒涡儿，她显然很喜欢这些小女孩。
　　也许是三姑母的缘故，阿季不时被女高师的学生带到大学部去玩，演戏的时候被借去当“花神”，运动会上和大学生一同表演跳绳。
　　1917年春夏，正当阿季无忧无虑地享受她童年的快活时，家里却遭到巨大的冲击，经受了严重的挑战。作为一名刚入初小的学生，她弄不明白怎么一向勤勉奉公的父亲忽然不上班了，和一位爱做诗的植物学家、早稻田同学王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制作植物标本了，个把星期才晒得黑黑的回来。不久，家里的马车卖了，两匹马也卖了，大马夫、小马夫全走了。家里只剩包车了。
　　又过了两年，阿季升入初小三年级。从不出游的母亲接连游览了颐和园、香山等京郊名胜，还买了好些梅花点舌丹、紫金锭之类的北京名药，宫制绢花等北京特产，准备带回家乡送人。随后，又收拾行李准备回南。秋季开学不久的一天清晨，阿季就跟着父母一家人登上火车回南方去了。
　　这已是阿季第二次“回南”。上次是她出生不久，辛亥革命前夕，局势动荡，地方骚乱，父亲辞职回南侍奉祖母，又到上海避难；可这次回南，虽然听三姐说过好多次，却糊里糊涂全没放在心上。直到突然离家时才想到她还没向要好的同学告别，“心上很惆怅”。
　　久后才知道，原来父亲主持工作的京师高等检察厅，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违犯了官场的惯例：该厅开始侦查后，尽管传唤、讯问、搜查证据及交地方厅继续侦查，一切严格依法进行，本无丝毫不合，只是这位有犯罪嫌疑的交通部总长，曾担任过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司法部总长、内务部总长诸多要职，非一般等闲人物，许多上级官员，纷纷为他说情。传唤当晚，杨家电话一夜不断。天亮之后，父亲就被司法总长停止职务了。司法总长张耀曾事先就出面干预，不顾媒体揭发、议会质询，意欲停止侦查此案。父亲不理会上司默示，反“亲诘司法总长，是否总长个人意见认为许世英道德高尚，绝无嫌疑之余地？司法总长回答说：‘交情甚浅，并不能保。’”司法总长话虽如此说，但当京师高等检察官于1917年5月4日传唤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并搜查证据时，司法部竟立即呈文大总统，以检察官“违背职务”为名，将京师高检厅检察长杨荫杭、检察官张汝霖停止职务，交司法官惩戒委员会议处。
　　阿季以后据当时的事实推断，父亲停职的时间不长，大概就是上山采集植物标本那个把星期。停职后虽未恢复原职，仍在司法部任职。但精研法律、热衷法治的父亲，经此事件，很是心灰，对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已看透了，无意继续做官。他和上司顶牛了。两年之后，辞职南归，没等辞呈照准就带了全家动身南下了。
　　给阿季留下印象至深的是离开北京那天，火车站上来为父亲送行的人异乎寻常的多，“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谁也没有那么多人送行，我觉得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很有自豪感。”
　　这也许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心的向背吧，我想。当时的社会公众舆论是同情和支持京师高等检察长杨荫杭的。1917年5月25日、26日的《申报》，在报道“高检长杨荫杭因传讯许世英交付惩戒”的要闻时，就将杨检长的申辩书全文与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原呈同时刊出，使读者对“此案的是非曲直，亦可略见一斑”。
　　杨荫杭的申辩书，依据法律法理，义正词严地说明问题实质，逐条批驳司法部请交惩戒的呈文，将司法总长强指的所谓“违背职务”驳得一无是处，并指控司法总长“交付惩戒”之不合法，有袒护之嫌。申辩书气势之壮，充分显示出他的大义凛然和当时的激愤之情。
　　上述资料是一位读者在读了杨绛先生《回忆我的父亲》一文后向作者提供的，因此未及编入《老圃文集》。2006年2月，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版《干校六记及将饮茶等篇》，杨绛先生将以上资料作为《回忆我的父亲》的附录，收火书中，对于了解此案和杨老先生的性格主张当会很有帮助。
　　1992年，我偶翻阅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在许世英名下，读到：“1916年6月，任内务部总长；7月任交通部总长，后因受贿案去职。”据载，此人于1950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1964年病逝于台北。著有《许世英回忆录》。惜未找见该书，不知作者有没有“回忆”及1917年5月被京师高检厅传讯一事。

　　2.阿季回南
　　上次回南，阿季还是个抱在手里的婴儿，一切浑然不晓。
　　这次不同，她已是自个儿东跑西颠、问这问那，充满了好奇的小学生了。
　　阿季问爸爸：“这火车上座椅的扶手怎么还包着丝绒、镶着花边，好讲究！”爸爸告诉她，这是头等车。“那外国人坐的（车厢）是几等昵？”阿季又问。她发现洋人乘的车厢是方的，没有一排排的座椅，有点像人家的客厅，他们围着桌子吸雪茄烟，喝汽水，还有沙发。爸爸没好气地答说：“二等！”阿季不明白二等（车厢）怎么比头等还舒服？她太小，还品味不出爸爸对洋人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的反感。
　　阿季随爸爸妈妈从北京乘火车到天津，住了两天客栈，登上一艘名叫“新铭”的海轮，一直南行，驶往上海。这轮船就像电视剧《围城》中顾尔谦、李梅亭等乘的三等舱那样又脏又挤又乱。阿季家行李特多，许多箱书，还有包括全部家当的箱子、网篮、铺盖。一家大小还有一个门房臧明和他的妻子臧妈，外加一只蒙着薄布的字纸篓子，里头藏着爸爸宠爱的那只黄白色狮子猫，也“夹带”着坐车乘船，跟大家一起回南。
　　爸爸站在乱糟糟的岸上照料行李上船，一直抱着七妹妹，没有片刻离手。阿季知道三岁的七妹妹够重的，她心疼爸爸长时间抱着个小胖墩儿，一定累得够戗。旅客上船时，妈妈带着一群孩子，由男女佣人照看，爸爸抱着七妹妹最后一个上船。当他正要抬脚跨上架在轮船和岸上之间的小木桥时，小木桥因船头移动，突然掉人海里。阿季在船上眼睁睁地望着爸爸，吓得要命，她怕爸爸上不了船了！然而爸爸抱着七妹妹从容地由搭在船尾的跳板上船了，行李也全都上了船。
　　大家在船上聚集后，妈妈第一件事就是找出小马桶，让孩子们方便。一家人并不都在一个房舱，阿季和三姐就在另处，不过舱是连着的。
　　轮船渐渐驶入大海，过黄水洋、蓝水洋、黑水洋。过黑水洋，轮船晃动厉害，大家都晕船了。但晕船也止不住孩子们的淘气和好奇。阿季和三姐是上下铺，当时阿季八岁，三姐十三岁。阿季要跟三姐捣乱，就用脑袋顶上铺的横板，让她不能安睡。不过两人要好的时候居多。三姐想看海上日出，她告诉阿季如醒得早，就叫醒她。后来还是三姐叫醒了阿季，她爬上上铺，和三姐一同看太阳从海面升起来。先是两个半圆的太阳，慢慢变成两个整圆的，然后分开，颜色由深红变金红，太阳就从海里出来了，阿季那时还不怎么会形容，只觉得“好看极了！”
　　两三天后，到了上海。下了轮船，换乘“拖船”。所谓“拖船”，就是拖在小火轮后面的一大串船，依靠火轮船的动力向前航行。
　　……

    《听杨绛谈往事》
序（杨绛）
1　北京女孩
2　阿季回南
3　启明小鬼
4　振华女生
5　东吴高材生
6　清华借读生到研究生
7　留学牛津
8　在巴黎
9　振华分校校长
10　酷哉此别离
11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2　妻子·情人·朋友
13　重返母校清华
14　我是一个零
15　体味人生
16　我仍是一个零
17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8　剩了我一个
19　“逃——逃——逃——”
后记